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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安塔心里确实没有打算，那时候她很小，和联邦其他从小就理想远大的孩子不同，她对于理想和未来都很迷茫。她希望安德烈能给她一些指导。

安德烈说，那就做你觉得快乐的事。

安德烈就像她年轻生命中的导师。他们后来很少有机会见面，她经常给他写信，告诉他自己近日里读过的书、遇到的烦心事。他不指导她应该怎么做，他只是在那里，就像一盖灯，发着光，照亮一小片

黑暗，于是安塔就感到安心。

安德烈工作逐渐繁忙，但和他所说的一样，他从不会忘记她的生日，每年在她生日的时候总会寄来礼物和信。

决定离开联邦那年夏天，安塔再次收到他的来信。安塔顺着寄信地址找到一个邮局。又顺着邮局找到了安德烈所任职机构的位置。她有种预感，如果她不自己来找他，她也许从此再也不会和安德烈再见面了。或许工作繁忙的安德烈早就忘了那个永远向他寻求很多陪伴的小孩。出于这样的冲动，她买了火车票，独自一人穿越了联邦数千公里的国土，站在了那栋恢弘的建筑门口。

"您好，我找安德烈。"

“这里没有您说的人。”柜台里的工作人员冷冷地说。“我找安德烈·彼得罗耶夫·基纳耶夫。”“这里没有您要找的人，小女士。”

她被回绝了。她不知道去找谁，她只好站在原地。她唯一所有的只有信件上的寄件地址。

人来来往往，工作人员坐在高高的玻璃后看她，她感知到视线在她身上扫来扫去。她在那里坐到工作人员下班。她等了很久，终于，门里走出一个年轻的军官，问她：“您是安塔·西亚吗?”安塔不认识他。她谨慎地点了点头。

对方说，“我是这几年来负责给您寄信的人。安德烈中校已经不在了。”

“他去哪了。”安塔问。

“他死了。”对方说。

对方见安塔还抱着书包，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问她：“您是他的亲人吗?”

安塔摇摇头。

“您跟我来。”军官说。

安塔坐上了他的汽车。她坐在副驾驶上，抱着书包，把那封信捏在手里。

军官开车穿过那座小城，到达一个更肃穆的建筑群中。一道一道铁门打开，她跟着那个军官走进一个蓝灰色的四层小楼，那是夏天，但是室内非常阴冷。

军官打开门，又把灯打开，尘封的房间里有了一点暖黄的色调。暖黄色的灯光照耀着一个玻璃幕墙。玻璃幕墙被切分成一个个正方形的格子，里面放着形状相同的小罐子。她看着玻璃中自己的倒影，听见军官说：“四年前的冬夜，安德烈中校在一场意外事故中牺牲了。”“也正是他的牺牲，让我们发现了一种新型病菌的潜伏。他是这次病菌的0号病人，也是唯一死于此的感染者。”

“这是一件机密事件，所以没有发布过对外公告。但我想您有权知道。”

“是什么样的病菌?”安塔问。"我的保密等级不够，这就无从得知了。

“好。”

“您可以去领取他的一些遗物。已经四年了，再过一年，如果没有人来领取，就要销毁了。”军官说。

安塔站在那面玻璃前。

那面玻璃幕墙后面有很多很多她不认识的名字，安德烈的名字挤在里面，看起来普普通通。

安德烈总是微笑着，他在吃到普普通通的食物时夸张地吸气，在看到孩子时随和地陪他们玩，给他们买吃的，在看到人流如织的街道时骄傲地说，看，在我们的城市，没有阳光照不到的地方。

他说这话的时候眼里有光。

但他总是一个人。

安德烈没有朋友，没有子女，没有家人，他的遗产全部捐献给了联邦。他剩余的遗物很简单，都是一些私人物品。有一条安塔送给他的深黄色领带，还有一摞安塔写给他的信。

在被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上面，放着他的帽子和肩章。

她现在知道那枚肩章的意义了。

他是联邦人民安全委员会的中级军官。

她抱着那些东西站在烈日下。

她想带着安德烈一起走，但是她明白安德烈不会愿意——因为她马上要移民去帝国了。

她最后把安德烈的骨灰带回了小城布查邱科，埋在了布查邱科的人民墓园里，就在阿巴戈尔爷爷的隔壁。阿巴戈尔爷爷肯定很开心，他总是很喜欢和年轻人说话。回到帝国后，家族立刻为她安排升入帝国理工大学，问她想要报考什么专业。以她的成绩足够进入医学院或者律政学院，后者也是帝国世家alpha们通常会选择的学院。安塔看着那一排密密麻麻的专业名录，说：“情报学。”